教室是兩排平房，中間夾著小而平整的操場。

哪裡，會是我們值得存在的地方？2019年8月24日，是台中和平區達觀部落的伯拉罕原鄉長照基地的開幕式。有趣的是，還可以看見準備讓六隻雞入住的行動雞舍建置在基地內，將提供在地長者與社區民眾不一樣的養雞行動，為這裡帶來生生不息的動能，未來可發展的在地產業精彩可期。

Photo Credit: 王若馨基地戶外聚會空間全景從在地照顧服務員的養成與培訓、午晚餐送餐服務的推動、 瑪嘎露Mglu生活家的經營、行動雞舍的時間銀行計劃及善用跨專業的資源（醫師、物理治療師、居家護理師⋯⋯等）導入協助長者降低失能等級，每一個行動都是依據在地的需求進行推動。抓緊時間採訪她時，她才剛結束一通在聯繫照服員培訓事宜的電話。」從2018年底的5位照服員，成長到今年8月的35人。尤其在照顧服務員的區塊，更是用心的賦予其重要與專業的角色，充分地讓照服員發揮其能力並給予對應的訓練。從部落的經驗來看，也許值得我們每個人反思的議題是何謂優質長照服務的本質？長期照顧和急性醫療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更看重人為主體的服務，不再只是解決單一症狀，而是真正看見完整的人。

」Yuma邊笑邊回覆，講起這段來到部落後1個月的命名緣起，心裡是覺得很溫暖、很幸運的。這一切的推手是林依瑩女士，曾擔任台中市副市長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但對達觀部落來說，她就是大家的好鄰居、好夥伴Puyat（泰雅族名）。」 Photo Credit: 眼底城事 薛呈懿（左）、黃瑞茂（中）、黃書緯（右） 成長與發大財外，務實面對城鄉萎縮（Shrinking cities）議題才是真勇氣 針對本次訪談的主要提問「面對紛雜的議題，我們該怎麼建構未來十年、二十年或三十的願景？」阿茂首先提到，在1990年代後的後現代思考脈絡下，策略性思考變成主流，但願景式的討論卻很少。

「從大學開始我就察覺到自己對於空間切入社會改造這件事情有興趣。另外，雖然宜蘭一直被稱為民主聖地、社造先驅，但我認為今天在公共政策的討論上，宜蘭到了一個瓶頸，如何透過參與、公民討論、建立共識讓羅東真正改變，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書緯：以社會學探尋空間，關注不同流動產生各式疆域限制與邊界打開的機會 書緯，曾在中山社會系、台大社會系、台大城鄉所擔任不同教育部跨領域社會實踐計畫專案教師的書緯，接下來將把這幾年的教學經驗帶到台大創新設計學院。眼底城事此次透過世代訪談的方式，試圖捕捉我們如何構思下一步，給予設計專業者們或社會大眾一個面向未來的思考引信。

「去年以前我將社區營造的發問重點是『我們要怎麼樣的生活方式』。文：一心 訪談對象 50世代：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40世代：黃書緯（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30世代：薛呈懿（前宜蘭縣議員、2018年羅東鎮長參選人） 訪談策劃說明 現今，城鄉空間的議題數以萬計。

這一點，是1986年解嚴後出生的30世代，在政治開放下的特殊性。呈懿在青春共和國的訪談中提到「青年參政的目的，不就是把所學跟理想，帶進體制內？」這句話，可清楚了解她不斷思考如何有效的將空間專業價值有效地透過行動而實踐。」書緯也在文章「如何設計一個沒有邊界的課程？」中提到對於課程與議題的想像：「課程必須讓問題能具體化，讓行動者透過該邊界物，彼此協調、合作且共同行動。本身背景為社會學，因長期關注都市設計、空間，將社會學背景與空間議題相互串連，嘗試在大學課程中，讓不同行動者有相互合作的可能性。

這三位都是持續關注空間議題，並在工作或教學的行動當中嘗試拓展不同的實踐方式，故對於議題觀察與行動後的省思更為深刻。對於30世代而言，做社區、改變空間最快的方式，便是直接參與政治、參與選舉，扭轉原本「政治」的分配模式。嘗試用各種方式想打開或跨越邊界或地理上的限制，在跨越的過程中看見了社會的分歧與矛盾。至於40世代的代表書緯而言，談到許多「社區基礎」的社會創新，例如知名的日本創生專家木下齊的模式、社區發展應先勇於面對當前課題如人口減少、透過自主產業發展的模式，這個模式高度仰賴參與者以社區為基礎，透過資訊時代的網際網路，藉由新的連結產生新的可能性。

我們推動了一系列的公民行動，不只在於反對，而是一起討論羅東都市空間應如何改進。且在不同層面的相互連結中，發現了『疆域』、『邊界』的重要性。

阿茂舉例，國發會預估2050年時台灣人口將減少400~700萬人口，人口減少到底是會在都會區還是其他地方城市呢？如果不是減少在台北都會區，那六都升格不就是一個耍寶的政策。在2012年前後擔任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是個轉折，對於空間議題在社會上造成的拉扯深有所感，開始嘗試透過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取代單向的演講，結合了設計參與公民審議或是21世紀議程的架構帶著參與者一起操作，共同思考一個對話的議題空間更。

本次訪談三個世代關注的重點分別為萎縮城市、地方發展、公民參與。都市由資源與人匯聚而成，因此產生了需求，為了解決這些需求，專業分工與合作顯得重要。同時，在這過程中，所有匯流進來的資源、人、物都需要不同層面的連結，如基礎設備、公共系統、組織。主要思考脈絡是工業發展後，台灣累積了一定的各種資本，有能力去思考與實踐一點點理想。三位關注的核心，都是空間（設計）如何融入生活、進一步改變社會。將世代交流重點整述如下，亦期待以此次作為世代對談的嘗試，讓更多的世代透過對話相互理解，共謀未來的路徑。

而當下的挑戰也不同了，面對更為變動的社會，不只應具備辨認問題的能力，指出日常實踐的方向更為重要。我在羅東長大，去年的羅東鎮長選舉是一次很棒的經驗

雖然縣志上的這段批評不難理解，作者雖像人類學家做了些田野觀察，主要卻是從儒家孝道的立場來看待此事，想要講的是台灣社會不懂得尊重孝道、迷信鬼神。（圖一）這不只是因為眼見所及的鄉村民家都如此擺設，而且「神明」理所當然比「祖先」還要來得大。

是祀〔祖〕先不如祀神。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即使清初主流的官紳已在刊行的方志中高聲批評，台灣社會經濟及文化後來都有了大幅的進展，家屋曾歷經數次重建，鄉村社會的習俗卻仍然頑強地維持下來，直到今天。

稍微翻閱康熙50年代的府縣志，很簡單就可以感受到，台灣在清初蓬勃的拓墾與經貿發展，也在社會內部累積了諸多的矛盾，強烈衝擊清廷的治台政策。台人祀其祖先，置於堂之左右而祀菩薩於中，十居七、八焉。問題是即使村民還沒有餘力集資蓋廟，但地方一開始有了移民進來，就會有宗教上需求，想來就只能在他們自己興建的住家內供奉神明。問題是，1960年代西方人類學家的台灣田野地，相對上或許還有些落後與原始，但無疑已是個發展成熟的社會。

最後則是，台灣社會在什麼時候，大家普遍覺得「每個庄都應該有間自己的庄廟」這件事。而是外部的力量大些，主要是為了跟外部村落結盟、廟宇交陪，或彼此仿效。

文：李文良（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在康熙50年（1711-1720）代出現了清領後第一波的方志編修熱潮，隨著府志第三次重修，僅有的諸羅、台灣以及鳳山等三個縣，全都在很短的期間內完成首版的縣級方志。必誠必敬，追遠報本之義也。

[2] 完全沒有想到，早在三百年前的台灣地方志，居然對此大為批評。由於方志編纂事業需要地方商紳經費捐助以及人力支援，這一波的修志風潮因此也就反映了台灣在清領後30年間的經濟和文化發展。

有些官員甚至對民間的宗教活動，如王爺信仰的燒王船儀式，採取了一些「微調」措施。清代興建廟宇的耗費，以南台灣客家地區著名的內埔天后宮來說，道光29年（1849）的重建就耗資銀3250元，相當於擁有400甲（約4個台大校總區）良好水田之大租戶一整年的地租收入。我在想，鄉村共同捐資興建公廟祀神，不只是非常晚近而且應該是相當不一樣的事情。儘管彼此的詮釋與關心不盡相同，但神、鬼與祖先三者同時存在，對鄉村的信仰、宗教儀式以及社會整合，發揮著高度的作用。

我老家所屬的那個行政村包括兩個自然村，中間有一條小河隔開來，位於南岸戶數較少的聚落，直到非常晚近才蓋了自己的大廟（tuā-biō）。我們應該可以這樣說：康熙50年代是清代台灣發展極具轉折意義的關鍵年代，方志則是理解當時社會發展及其氛圍的重要史料。

早期的所謂的「鄉村」，可能是更大的區域。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圖1：神明桌之陳設最近我重新想起以前讀過的《台灣縣志》上的這段話，主要是在想，它或許可以放回到台灣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來重新理解。

這也表示，康熙年間就在鄉村地區興建的廟宇，值得予以整體觀察。從17世紀自華南移民以來，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